老夏一再请求我坐上他的车去，此时尽管我对这样的生活有种种不满，但是还是没有厌世的念头，所以飞快跳上一部出租车逃走。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这样再一直维持到我们接到第一个剧本为止。之后马上有人提出要和老夏跑一场，然后掏出五百块钱放在头盔里。我们终于明白原来这个车队就是干这个的。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而老夏因为是这方面的元老人物，自然受到大家尊敬，很多泡妞无方的家伙觉得有必要利其器，所以纷纷委托老夏买车，老夏基本上每部车收取一千块钱的回扣，在他被开除前一共经手了十部车，赚了一万多，生活滋润，不亦乐乎，并且开始感谢徐小芹的离开，因为此人觉得他已经有了一番事业，比起和徐小芹在一起时候的懵懂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