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我出过的书连这本就是四本，最近又出现了伪本《流氓的歌舞》，连同《生命力》、《三重门续》、《三重门外》等，全部都是挂我名而非我写，几乎比我自己出的书还要过。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那家伙一听这么多钱，而且工程巨大，马上改变主意说：那你帮我改个差不多的吧。什么是生活的感受?人的一天是会有很多感受，真实的都不会告诉你，比如看见一个漂亮姑娘会想此人在床上是什么样子等等的。那些畅销书作家告诉你了吗?你说人是看见一个楼里的一块木雕想到五百年前云淡风轻的历史故事的几率大还是看见一张床上的一个污点想到五个钟头前风起云涌的床上故事几率大?这时候老枪一拍桌子说：原来是个灯泡广告。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