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还是如愿以偿离开上海，却去了一个低等学府。在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在清晨的时候徜徉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有很大一片树林，后面有山，学校里面有湖，湖里有鱼，而生活就是钓鱼然后考虑用何种方式将其吃掉。当知道高考无望的时候，我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大学资料，并且对此入迷，不知疲倦地去找什么大学最漂亮，而且奇怪的是当我正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居然不曾产生过强烈的失望或者伤感，在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湖南大学，然后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此外还有李宗盛和齐秦的东西。一次我在地铁站里看见一个卖艺的家伙在唱《外面的世界》，不由激动地给了他十块钱，此时我的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到后来我看见那家伙面前的钞票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超过了我一个月的所得，马上上去拿回十块钱，叫了部车回去。生活中有过多的沉重，终于有一天，能和她一起无拘无束地疾驰在无人的地方，真是备感轻松和解脱。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说完觉得自己很矛盾，文学这样的东西太复杂，不畅销了人家说你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太畅销了人家说看的人多的不是好东西，中国不在少数的作家专家学者希望我写的东西再也没人看，因为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人看，并且有不在少数的研究人员觉得《三重门》是本垃圾，理由是像这样用人物对话来凑字数的学生小说儿童文学没有文学价值，虽然我的书往往几十页不出现一句人物对话，要对话起来也不超过五句话。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说话很没有意思。这可能是寻求一种安慰，或者说在疲惫的时候有两条大腿可以让你依靠，并且靠在上面沉沉睡去，并且述说张学良一样的生活，并且此人可能此刻认真听你说话，并且相信。